《金刚川》这部以三个月的“中国速度”造就的命题电影，还是不免沦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豆腐渣工程”，如同电影里那条看起来不甚湍急的河流（以至于魏晨扮演的工兵连长需要向欧豪等人提醒不要渡江，河里有暗流）和那座不符合力学也不呈现任何修桥细节的木桥，声势浩大，不经推敲。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部电影——作为主旋律叙事的《金刚川》和作为历史叙事的《金刚川》。
一方面它的确彰显了主流一线创作者加入主旋律电影创作后，能够在叙事技巧、技术奇观和票房号召上为其披上新外衣的本领，成功将政治宣传话语与大众娱乐消遣捆绑，输出统一指定下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另一方面，在这个即便有真实依据（金城战役前的造桥修桥事件）的故事里，大量的人物和情节也是虚构出来的。当抗美援朝的真实历史进入这个戏剧性的情境里，又要在当下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的节点召唤起集体的历史记忆与精神认同，它又不得不陷入了某种自我消解的境地。
《金刚川》有四个分段：士兵、对手、高炮班和桥，三个主要视角：李九霄饰演的步兵刘浩、美国空军希尔、张译饰演的炮兵张飞以及三次重复叙事——从1953年7月12日下午到隔天这一整段特定的战斗时空。
这是一种“多声部的复调结构”，既是一种在有限的创作时间里为应对完成任务，三个导演采取的讨巧式的创作方法，也在有意与无意间以多重复述达到对讴歌英雄战士、渲染爱国情怀的强调与强化效果。
“多声部复调结构”在电影的叙事结构里并不少见，特别是在悬疑类型里。《金刚川》的这种结构在视角运用上交叉重叠，也实在不够精巧，三个章节似乎更应该各自保持一种主体性与独立性。
比如在第一章“士兵”中，李九霄的步兵视点被分散太多，他应该承担的是类似《1917》英国士兵或《索尔之子》索尔那种近乎占据绝对个体位置的角色功能。张译、吴京组成的高炮班也可以不在第一章与第二章正面出现，甚至可以清除他们面孔的存在，第三章再登场，或许会让这种悬念与分晓的策略更有张力，在结构美学上也更干净利落。
不过通过这种结构形式达到的叙事效果在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因为只有到最后，我们才能知晓这场战场事件的全部面貌，才能知晓所有人的命运与结局。
当李九霄通过望远镜望向桥面上的魏晨和张译，我们是难以察觉的，到了第三章，我们才得以清楚确认他们的关系身份，也才得知此刻的“关磊”吴京已经壮烈牺牲；当高炮班看到榴弹炮远程轰炸桥体，轰炸位置射偏至山林时，我们又得以再度去回忆起第一章里步兵连在山林中经历过的一切；当美军飞行员希尔遭遇炮弹的最后一击时，只有到后一章，才看到张译是如何在断手断脚的情况下拄着拐杖艰难穿过玉米地，到前方炮台向希尔射向最后一弹。
因此，“多声部复调结构”让我们观看了三次战斗的全过程，目睹了四次壮烈的高潮，交代性字幕也一次又一次显现，它看起来是如此笨拙和多此一举，但也让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与英雄战士们的壮烈形象愈加突出，愈加加深我们在观影时的心理印象，“多声部复调结构”成为了一种服务于宏大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化型结构。
罗伯特·罗森斯通在《影像与文字中的历史》中指出：“每一部影片通过讲述一个单一的、线性的故事，服从一种本质上单一的阐释，从而将过去压缩进一个封闭的世界。这种叙事策略很显然否定了历史的抉择，摒除了动机或起因的复杂性，并且消除了历史世界中所有的微妙之处。”《金刚川》的“多声部复调结构”最终也归于一种单一、精确的叙事目的：它没有敞开更广阔的探讨空间，只有一个进入历史的视角、一条引导大众情绪反应的路径。
在面临如何阐释历史与构建认同的问题时，《金刚川》如同《我和我的祖国》的处理方式，都以集体的仪式化场景作为精神召唤的机制：《金刚川》结尾，志愿军战士一同冲过“人桥”，镜头逐渐过渡定点到一座象征性的英雄纪念碑；《我和我的祖国》的每个单元也以历史节点的重要时刻作为结尾，如开国大典、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阅兵仪式等，最终是为了触发集体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观认同。
从复调结构落点到集体仪式，《金刚川》利用这套叙事策略，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这次影像宣传的任务。这里的场面调度成为一种政治话语的调度，这里塑造的英雄图像也成为一幅宣传活动的绘画：镜头定格了烧焦的刘浩与张飞如英雄雕塑般的躯体，遍布硝烟的战场变成祭坛，促使我们再度去崇拜、缅怀英雄。
这两个英雄战士延续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电影的英雄人物脉络，但复调结构使得这两个人物厚度单薄许多，尤其是李九霄饰演的刘浩，他与通讯女兵暧昧不明的情感线索，刻意到似乎是为了补充构建完整人物所硬塞的手笔，抑或是为了呼应、平衡张译与吴京之间篇幅过重的师徒情与兄弟情。
刘浩目睹了连长与通讯员女兵的牺牲，张飞目睹了吴磊的牺牲，然后志愿军战士小胡又目睹了刘浩的牺牲，史密斯目睹了同伴希尔的死亡，并以上帝视角见证了这场战斗的全景与“人桥”的存在。群像的视点一步步承接落点交棒到小胡和史密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成为这段“历史存在”的最终见证者与记录者，同时以现在的“画外音”出场叙述过去。
同样电影也非常粗暴地把两个美国空军飞行员拆分成两种绝对立场。比起用“西部牛仔”、用疯狂的“施暴者”形象来脸谱化希尔，通过这场战斗对和平获得某种自省意识的史密斯其实也是更严重的脸谱化设计，这是用“我”的臆断去捏造“他者”的战场话语，去替代“他者”的战场位置，比如《敦刻尔克》就没有出现任何德军的内部视角，采取这种相当浅薄层面的平衡策略。
《南京！南京！》的焦点是一个不主动加害、观望屠杀而充满负罪感的日本士兵，《金陵十三钗》也聚焦一个从酒鬼转变为救助中国人的美国神父，《八佰》则要借助隔岸的观众与上空飞艇的外国人视角来补充诠释整场四行仓库战役，好像国产战争片一定都要通过一个满足自我想象的外部视角才能完成对内部历史的书写与分析。
《金刚川》也如同“我和我的”系列等新式主旋律电影，用微观史学的模式，用生动且深刻的事件案例去重述或提喻宏大历史，借用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话：“在微观历史中，电影可以展示——或许，更准确地说是推测——过去如何被体验并且发生出来，以及其中重要力量和重要事件严谨的在地体验和细节。”遗憾的是，《金刚川》最终还是无法提供确切的路径让我们进入70年前的朝鲜战地，让我们理解1953年这场战斗的深层肌理与内在意义，我们无法清晰看到历史的真正脉络与英雄的真正在场，从而体认这份胜利，思考这份胜利。
《八佰》里有面对四行仓库战役采取不同态度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从仓库内部的战士到隔岸观火的百姓，以形成不同意识形态交杂的场域与复杂人性的变奏，那些无名英雄甚至不是被一股纯粹的爱国主义所感化。《集结号》还有对战争与人性关系的思考，还有谷子地为揭开“集结号是否吹响”这一悬念的苦苦追寻，它还是试图去厘清与探索历史真相的，不管以何种方式。
《金刚川》则以历史改编的名义，以战场的戏台魅力，让折射出来的这一场抗美援朝战争面貌愈发显得模糊 不清，在银幕上成为一种专断的、自我抑制的空洞的能指。
肯定有一部分观众在这一场虚构中得到了享受与高潮，在这一场虚构中获得了认同与感召，当战场奇观取代了思辨，当英雄神话取代了历史的完整真相，当单一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复杂交错的现实，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必定无法征服所有人。
《金刚川》好比是退回到“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电影，退回到冷战思维的创作逻辑。它就是当下特定时期的宣传产物，在官方指定的语境里，准确答题，在战争电影的范畴里，早已偏离。
原载于【深焦DeepFoc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