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一批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陆续同广大观众见面。笔者有意以系列评论专栏形式，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些优质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创作面向、传播特点与提升空间。而反映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历史的当下热播剧《觉醒年代》，就成为首篇文章的评述对象。
《觉醒年代》之所以值得重点讨论，不只是因为其反映的这段历史，在过往的影视作品、尤其是电视剧作品中，很少能得到如此细致而丰富的全面展现，也因为这部建党100周年的献礼式电视剧，广泛赢得了以青年一代为主体的广大观众的喜爱、认可和支持。据相关媒体报道，在本剧的观众当中，有超过一半来自90后、95后的观众群体，这种观众的年轻化分布，也使得这样一部主旋律作品，获得相当高的评价，截至笔者撰稿之时，本剧的豆瓣评分高达9.1分，在所有主旋律影视作品当中，评分仅次于同期上映的《山海情》（9.4分）。熟悉豆瓣的读者都知道，国产的影视作品，在豆瓣的评分往往不会太高，超过8分的已经堪称难得的精品，而《觉醒年代》能获得9.0以上的评分，确实难能可贵。
无论是《觉醒年代》还是《山海情》，其赢得广大观众的认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它们将过往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主体化（宣传以我为主）的传播模式，完全转变为客体化（根据受众的喜好和特点来进行宣传、受众导向的宣传模式）的传播模式，在认真研究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观众的收看偏好、性格行为特点、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拍出符合他们期待和需求的优质作品。而这种从主体化到客体化的传播路径转化，或许也正是近年来主旋律影视作品声势越发壮大、传播效果越发突显的核心原因。
基于以上分析，《觉醒年代》从创作到展映、传播的全过程，仿佛是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的新一代“新青年”，与一百年前为旧中国寻求民主、独立、自强之路而求索不止、奋斗不息的老一代“新青年”，借助于电视影像的隔空相遇与对话——前者的心声，体现在视频网站的弹幕评论之中；而后者的心路历程，则借助于本剧的影像得以生动还原。
具体而言，《觉醒年代》的创作优点，至少体现在四大方面。
扎实而切合青年文化需求的剧本
21世纪以来涌现出的优秀历史正剧，其共同的特点，都在于拥有一个专业的编剧团队和极其扎实的剧本，《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走向共和》等莫不如是。仅以《走向共和》为例，其核心编剧之一，就是写出过五卷本《晚清历史报告》的优秀作家、《中国青年报》的资深记者张建伟老师。而跟这几部备受赞誉的历史正剧相比，《觉醒年代》剧本的专业、扎实与充分考虑青年文化需求特点的受众导向，都可谓毫不逊色。
首先，剧本注重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的精准还原。胡适到北大任教后的第一次演讲，辜鸿铭在北大开设的“论中国人的精神”的系列讲座，剧本都以既遵照历史又大段引用演讲原文的场景予以展现，这样的场景还原，既让观众身临其境，又赋予了电视剧以不俗的影像史料价值，体现出编剧团队对于这段历史的敬畏。
其次，人物生动的台词和动作，也是剧本非常值得称道之处。比如第十五集在展现北大开会的场景时，蔡元培校长有事出去，一个“轻声关门”的细节，就将元培先生对于北大师生的尊重和彬彬有礼的君子风范展现无余；而辜鸿铭演讲时，一句“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将这位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家国情怀全盘呈现。细节决定成败，一个极度注重细节打磨的剧本，获得成功，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觉醒年代》中的辜鸿铭
最后，极强的戏剧张力，也是剧本的突出优点。在胡适于北大的首次演讲中，胡适用英文朗诵《荷马史诗》，与辜鸿铭用希腊文朗诵原版《荷马史诗》，可谓直接交锋，二人之间的博弈与对话，机锋相对，让观众大呼过瘾。而国会辩论蔡元培、陈独秀等人被弹劾提案的那段场景，则一方面通过正反两方的不同状态呈现，将戏剧冲突极致化，另一方面又通过国会当中争吵、辱骂与推搡横行的场景展现，将民国初年的政治乱相展现无余。这些重要场景的戏剧化展现，体现出编剧团队对于戏剧冲突以及随之带来的戏剧张力的了然于心，这也是本剧能打动深受商业类型影视作品影响的青年一代观众的重要原因。
尊重个体
充分吸收新时代思潮与学术成果
过往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之所以观众认同度不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充斥着说教，相对枯燥和照本宣科。相比之下，《觉醒年代》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将聚焦对象，放在一个个生动、鲜活而形象的人身上，以一种人本主义的视角，真实展现这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从而让以青年一代为主体的观众获得同理心和认同感，并在观众喜爱和认可这些人物形象的同时，自然接受人物传递的政治理念。
第一，本剧能够正视伟大人物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状态。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这些从中小学课本上，就开始为广大观众耳熟能详的伟大人物，一改在教科书上高大、威严、庄重的形象，在电视剧当中，呈现出跟我们普通人类似的生活状态——陈独秀的不修边幅、李大钊的平易近人……如果说在传统帝制社会里，帝王要借助于自身形象的威严化和神秘化，来维护其统治力，那么在当下这个共和与民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里，政治家赢得民众认可和支持的法宝，恰恰不是“赋魅”（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语），而应该是“祛魅”（马克斯·韦伯语）。亲和力与平易近人，是现代社会里政治家的必备品质，这也是演员出身的里根和口无遮拦的特朗普能够成为美国总统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本剧对于伟大人物的“常人”化展现，正是现代政治理念的体现，其颇受好评自然是情理中事。
《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
第二，对每一位历史人物的去脸谱化书写与温情，也是本剧的又一个难能可贵之处。比如辜鸿铭，本剧没有因为其身处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就简单将其脸谱化为一位老顽固的形象。相反，辜鸿铭的丰富学养，以及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与热爱，都在本剧中得到大篇幅的呈现。又如胡适，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关于胡适的研究、书写与传播，已经层出不穷，但以电视剧形式大篇幅地正面展现胡适先生的形象，仅就笔者的有限认知来说，应该还是很少见的，这也足以让国内为数不少的胡适生平思想的研究者、爱好者和传播者获得重要鼓舞。《觉醒年代》让人感动之处，在于它没有简单给每一个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而是以一种同理心的状态，去理解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言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于他们的政治选择与人生境遇，进行一种充满温情的理解。这一点，应该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历史研究成果的体现。
第三，本剧将这些伟大历史处于“前台”（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语）的工作状态，跟处于“后台”（戈夫曼语）的家庭生活状态，予以有机结合的呈现，进一步突显了人物的亲和力。过往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往往把视角集中在伟大人物的功业、也就是工作状态上，对于其私生活层面的内容，涉及甚少。就这一点而言，《觉醒年代》也有重要突破。事实上，陈独秀跟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不会削弱其伟人的形象感染力，反而将其因为政治理想抱负而付出的亲情代价和盘托出，让每一位普通观众，更能从自己工作-生活经历中感同身受，体验伟人的巨大牺牲。而李大钊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状态，则将这位革命斗士温情的另一面，完整呈现在观众面前，也让大钊先生的形象更加丰满和高大。
以电影化的精品意识精心打造影像呈现
有了好的剧本，有了先进的创作观，而作为一部以影像为呈现方式的电视剧，所有上述内容，都要以恰当的影像表达呈现出来，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在这一点上，《觉醒年代》同样精彩，自然能赢得接受过较高水平教育、拥有不俗的影视艺术素养的青年一代观众的认可。
一是社会文化史视角的场景描绘。《觉醒年代》在影像表达中，充分体现了社会文化史视角的“新史学”思潮的学术成果，在聚焦先进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将镜头聚焦到北京长辛店工人、北京城的普通市民等北京城市社会平民大众的各个群体当中，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自觉寻求跟工农结合、跟平民大众结合的文化传播理念，清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而这种社会化、大众化、平民化的呈现视角，也将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紧密渊源关系，交待得清清楚楚。
二是镜头语言下的人民导向。在重大历史时刻和重大历史事件中，展现平民对于这些事件的评判和参与，是《觉醒年代》的显著亮点之一。在张勋复辟的场景展现中，导演创造性地安排瞎子跟哭泣的女孩，一起拉着哀婉的二胡音乐的场景，以传递人民对于上层倒行逆施的默默抗议。而每当时局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导演常常适时安排一段老百姓广为传诵的民谣登场，以这种调侃化、戏谑化的民间声音，来表达人民大众对于政治形式的判断与态度。这种拍摄过程中清晰的人民导向，值得称道。
三是电影感十足的拍摄手法。《觉醒年代》对于重大场景的呈现，其影像手法运用之精妙，跟很多优秀电影作品相比，也可谓毫不逊色。上述瞎子拉二胡的场景，出现在张勋复辟的街头乱相里，本身就是电影感浓厚的绝妙呈现。而在胡适第一次出场时，导演特意安排摄像机先聚焦胡适的脚，再逐步呈现出胡适全像，这种从脚部特写延伸至人物全像的手法，在展现著名人物的优秀电影作品里屡见不鲜。而在胡适跟辜鸿铭在北大辩论那一段，镜头反复在演讲者跟听众之间快速切换，这种对比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也把新旧两派势力在北大各自的力量对比与激烈斗争展现出来，让观众印象极深。
《觉醒年代》中的蔡元培
理想主义、
青春气息与超越情怀的影像氛围
与前文提到的《走向共和》《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历史正剧相比，《觉醒年代》的又一个成功之处，在于对理想主义的歌颂以及贯穿全剧始终的青春气息。《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尽管也是制作精良的历史正剧，但无论是其展现的帝制社会的主题，还是编创团队的创作导向，都是把对于政治权力的博弈与争斗作为核心内容；而《走向共和》尽管将国家共和之梦作为精神线索，但其中出现的众多历史人物，更多是作为实现国家共和、民主、富强的客体而存在。在这两个方面，同样具备历史正剧属性的《觉醒年代》都有着重要突破——之于前者，它淡化了政治人物的权力争斗，甚至在处理北大内部矛盾时，也尽可能规避了各派人物之间的私怨，而将争论焦点集中于救国图强的各自不同主张上。而对于本剧聚焦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师生，编创人员更是自始至终展现他们的青春活力、家国情怀与理想主义精神，这种超越化的价值理性视角，较之聚焦权力的工具理性视角，确实明显更胜一筹，而二者之间的演进，也恰恰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核心线索之一。而之于后者，本剧更是用大量的笔墨，来呈现陈延年、邓中夏、毛泽东等“新青年”互相助力、共同成长的详细历程，他们尽管同样胸怀救国图强的理想，但并未简单沦为国家富强目标的客体化存在，在为国家、为人民寻找出路的同时，他们作为“新青年”，身上清晰的独立性、自我意识与主体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独立思考、独立生活、为理想自觉奉献的“新青年”形象，自然也能深深打动伴随改革开放和中华复兴而成长起来的又一代“新青年”的内心。
当然，再优秀的作品，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在笔者看来，《觉醒年代》在以下三个方面，尚存在一定缺憾：第一，电视剧后半段的戏剧张力，相比前半段要略为逊色，尤其是第二十集前后展现工读互助团的内容，篇幅有些过长，节奏略显拖沓，可以适当精简和聚焦；而对于五四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呈现，在戏剧张力上同样有所欠缺，没有能够做到选择戏剧冲突最大化的场景（比如火烧赵家楼）予以呈现，跟前半段诸多历史场景的扣人心弦相比，有一定落差。
第二，就是本剧过于聚焦北大，几乎让观众产生新文化运动就是北大师生运动代名词的感觉，其社会文化史的呈现视角，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比如可以将关注视角，从以北大师生为主体的文化人，向普通知识人延伸。就当今社会文化史研究而言，山西的刘大鹏、江南的钱穆等，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生活与思想状态，如果能适当呈现的话，则本剧的视角，就更加丰富和多元。也可以将关注视角，从北京向中国其他主要城市延伸。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除了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之外，上海、南京、广州、长沙等城市里，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传播、接受与争论情况如何，如果能以写意化（无须面面俱到）的方式，适当进行交叉呈现的话，那么本剧的呈现维度，也会更加立体化。还可以将关注视角，向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和第三方重要人物延伸。正如视频网站上众多年轻观众的弹幕评论里体现的那样，观众对于新文化运动实施过程中，梁启超、王国维等知名历史人物的言行，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果能对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以及第三方的重要历史人物予以适当呈现，那么本剧的“史诗”色彩，则更加浓厚。
第三，本剧呈现的运动主体视角有余，而运动客体的受众视角不足。这一点不足，跟笔者提出的前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本剧的聚焦重点，还是放在新文化运动的这些发起者身上，而对于新文化运动的阅读者、关注者和接受者，则呈现明显不足；或者说本剧社会文化史视角的公众导向，还可以更加深入。如果能在遵从艺术创作规律的前提上，安排一两个以《新青年》铁杆读者为主要身份的普通人物，以蒙太奇的手法，适当交待他们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生活轨迹和思想发展变化的话，那么《觉醒年代》的呈现，应该又会更上一层楼。
2021.3.14上午作于竹林斋，2021.3.15晚改定于同处。
（本文于2021年3月20日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公号刊发，经版权方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