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一部历史情节剧或古装剧不太难，但制作一部严肃而真实的历史电影却是一件及其挑战的事。

就后者而言，有三种经典的策略来呈现一个消失的世界。你可以让它高度风格化，以完全陌生化的方式呈现，这样观众就会更关注形式而不是历史内容，就像侯孝贤在《刺客聂隐娘》中所做的那样；或者把它莎士比亚化，也即侧重戏剧化的情节和加强冲突；或者一丝不苟地做大量研究，尽量不要错过任何可用的资源，努力并准确地地呈现历史的细节，就像斯坦利·库布里克在《巴里·林登》中再现18世纪欧洲贵族的社会风貌那样。

《最后的决斗》代表了所有这三种策略的全面努力，因而显得有些缺乏特点。作为电影原著的非虚构书籍包含了对事件的细致研究，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细节；本·阿弗莱克和马特·达蒙的编剧展示了人物的心理深度，并在制造情节起伏和冲突方面获得成功；而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则以其个人风格将这些元素统一起来。

这是一部意在成为史诗的电影，它的叙事并不宏大，却渗透着一种历史意识；其中有对中世纪生活的丰富描写和在视觉上震人心魄的决斗场面，但它也具有反思性和分析性；它仿效《罗生门》玩味叙事形式，不仅批判了历史上的厌女症，也反思了人性的多疑本质；它以历史为题材，但在当代观众中能引起巨大的共鸣。

剧情非常简单。在中世纪的法国，封建领主卡鲁日（马特·达蒙饰）的妻子玛格丽特（朱迪·科默饰）指控她丈夫以前的朋友勒·格里（亚当·德莱弗饰）在她丈夫外出时强奸了她。勒·格里否认了这一指控，并声称他们只是有婚外情。于是在法国国王查理六世面前举行了一场审判。

使其复杂化的是，电影分为三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是从事件的三个当事人之一的角度来叙述的。就像黑泽明的《罗生门》一样，它邀请观众关注“历史事实”难以捉摸的本质，并在做出任何假定之前对叙事的可靠性进行反思。

在电影中，所有三个叙述者都讲述了主要的事实，但一些细节却略有不同。例如，当勒·格里追赶玛格丽特到楼上的卧室时，在玛格丽特的版本中，她的鞋子在慌乱中不小心掉了下来，而根据勒·格里的说法，玛格丽特是故意脱鞋的。这个微小的动作在法官面前足以被当做她心甘情愿的一个暗示。

两人说的都可能是他们自认为真实的情况，但正是这些细节差异影响着法官（以及观众）的判断。这不仅是要说明确定一个所谓“事实”是多么困难，也在反思人的认知局限——从事件到叙述者再到受众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偏移。

作为一个老牌的好莱坞导演，雷德利·斯科特以其对电影的一丝不苟的态度，希望观众能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这些差异。令人失望的是，现代观众的注意力早就被手机偷走了，他们不可避免地对重复的叙述感到疲惫。这直接导致了票房的失败。

与叙事相比，电影的女性话题也许更吸引现代观众。这部电影可以被视为“我也是”运动的中世纪版本。

它展示了大量与女性有关的荒谬的刻板观念和迷信，而且几乎是对女性的诽谤历史的集合。在一个妇女的主要美德是为丈夫服务和传宗接代的时代，玛格丽特因为不能怀孕而受到冷遇。她还因为喜欢读书而遭到取笑。在结婚前，她未来的丈夫当着她的面与她的父亲谈判嫁妆，她的命运就由两个男人计算成本和价格来决定。遭到强奸后，她被要求在一大群人面前详细描述这一过程。

更具侮辱性的是，在欧洲中世纪，强奸女性更被认为是对其丈夫荣誉的侮辱，而不是对女性本身的侮辱。卡鲁日的角色大多以中性甚至是积极的方式呈现，因为他在外面非常果断和勇敢，在家里对妻子很尊重。直到最后，一个重要的情节被揭示出来，玛格丽特和我们这些观众一起被他的虚伪所欺骗。事实证明，真正的受害者玛格丽特在维护丈夫的荣誉时不自觉地成了双重受害者，因为她和她未出生的儿子都可能面临被钉死的命运。

玛格丽特对丈夫的斥责可能是整个黑暗时代对系统性虐待妇女发出的最响亮的呼声。

电影的最后部分呈现了一场近乎视觉奇观的血腥决斗。

由于勒格里否认指控，基于证据的判决在那个年代闻所未闻，于是卡鲁日要求进行司法决斗，这需要指控者和辩护者以武力对决，直到一方死亡。其背后的逻辑基于一种神学信念——幸存者一定是正义的一方，因为裁决直接来自于上帝。

这是整部电影的高潮。雷德利·斯科特以最好的动作电影的质感来呈现它。这一幕以其毫无掩饰的残忍和野蛮，激发观众的官能反应。它也激发了悬念和观众的心理预期。观众仿佛被邀请进入竞技场，观看角斗士的战斗。在暴力动作的高潮，人们忘记了所有那些分析、叙述、女性主义，完全沉浸于决斗本身。在兴奋中，人们可能不知不觉就开始同情胜利者，而完全忘记了这个案子的“事实”到底是什么。

这场决斗将历史和真相归结为只有一个因素，即力量，在物理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