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5-12

解放军在巴黎:法国“五月风暴”五十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全球造反年代，许多国家都爆发了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革命”，以中国文革为最，其次是发生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
以现在的眼光看起来，“五月风暴”更像一场闹剧，但这令部分人士兴奋异常。风暴期间，莫里斯·克拉维勒在《战斗》中写到：“我们必将永远一再强调这次革命首先是一次精神革命。精神正在报复，而且并非超前之举。……没有人死去，然而老旧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至今，他们依然十分兴奋，几十年后阿兰·巴丢认为，这场运动是一种“共产主义设想”，尽管运动没有获得任何想象中成果，但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否定性经验之后，经历了革命和1968年5月的那些充满歧义的教训之后，我们的任务就是以另一种模式让共产主义设想成为现实，帮助它在新形式的政治经验中的得以实现。”
学者们说：“1968年5月和6月的事件确实难于把握，因为它们根本未曾被预见，也不可预知。”不仅运动的性质难以界定，甚至整个运动都无法使用一个确切的词语去总结：危机？罢工？反抗？革命？大学中的公社？还是内战？英文转译这一事件时，经常使用的是chienlit一词——乌七八糟。
事件的不确定性也展现出它内涵的宽泛性，法共、托洛茨基派、毛派等不同派系、观念的人都试图从自己的角度赋予它价值。思想家们也认识到事件的两重性，埃德加·莫兰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的就是1968年5月是无限性，同时还有其无意义性。”——人类行为的盲动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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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起南泰尔
南泰尔大学原本是索邦大学的一个附属单位，1964年独立建校，即巴黎第十大学，因主校区在南泰尔，又被称为南泰尔大学，是一座以人文学科为主体的综合性大学。
1968年3月21日，一群左翼分子为抗议越南战争，占领了美国运通公司在巴黎的大楼，警方逮捕了六人，其中一人是南泰尔大学学生。
为回应警方行动，22日南泰尔大学学生在丹尼·科恩-邦迪的提议下占领了象征学校权力的教务大楼，被称为“三二二事件”。科恩-邦迪虽然是该校学生，却持有西德护照。
5月2日，南泰尔大学校方下令关闭学校，勒令科恩-邦迪等八名学生到索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结果次日，大批学生涌到索邦大学集会抗议。校长让·罗什和教育部长阿兰·佩列菲特担心引发动荡，请警方进驻学校维持秩序——却违背了“警察不入学校”的法国大学传统。这一举动严重刺激了学生，引起教授和知识界同情。
下午，1600名警察冲进集会场所，逮捕了约五百名学生，并花了三个小时把他们装上警车。这个原本有点冒失的举动引起了围观者不满，人群中开始高呼口号“释放我们的同志！”“停止镇压！”还将警察称为“SS”——党卫军。
面对群众抗议，警察报以警棍和催泪瓦斯，学生和不断加入抗议的青年立即以石块加以反击，并在卢森堡宫建起了第一个街垒：“它们没有军事价值。开火放枪的警察无须借助坦克大炮就能在三十秒内将它们悉数拆除。”尽管没有实际作用，它的象征性在于——对抗产生了。
警方宣布将对3号前被逮捕的学生判刑，但缓期执行，3号以后再有学生被捕将不会获得缓刑。

法共不支持学生行动，还在机关报《人道报》发表文章谴责学生和其它左派。这样，全法学生联合会、全法中等和高等教师工会的两名领袖和科恩-邦迪就成为风暴中最有名的人物，他们发出全体罢课的号召。警方于6日将整个拉丁区包围。学生则提出释放被捕学生、重开索邦大学、警察从拉丁区撤离的要求。风暴开始升温、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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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升级
5月8日，著名知识分子、哲学家让-保尔·萨特签署声明，希望“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发起的斗争”。同日，总统戴高乐发表讲话，表示“不能容忍街上的暴力，这决不是建立对话的方式。”
于是，警察与学生在街头大打出手，从断断续续的打斗发展到10号开始的大规模群殴，直到11日凌晨二时。警方拆除了街头堡垒，大约有一千人受伤、五百人被捕。
5月11日，法国总工会和学生联盟决定在13日举行游行。这天，在阿富汗访问长达11天的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傍晚回到法国，晚上发表电视讲话，作出缓和局势的姿态：释放学生，开放索邦校区。只是，这一姿态来得有些晚。13日，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学生联盟公布的数字是80万，但警方说：20万。
5月14日，局势向更加严峻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总统依然决定按计划访问罗马尼亚，并表示在24日之前他不会对法国人民作出任何解释。总统出访当日，企业工人也开始了行动，法国南方航空公司的工人们占领厂房，并扣押部分高管。15日在诺曼底的雷诺汽车工厂也如法炮制。
16日，在巴黎附近布洛涅比扬古的雷诺总部也开始了罢工。当时法国有“雷诺厂打个喷嚏，法国就感冒”的说法，可见该公司的重要性。风暴中，雷诺总部被称为“工人的索邦”。鼓动该公司员工罢工的是一个叫“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毛派组织。这时开始，五月风暴具有了夺权性质。法国国家大剧院、法国作家协会等许多机构被占领。当天，蓬皮杜再次发布电视讲话，认为缓和政策没有成功，表示要进行镇压指挥运动的“挑拨者”。夺权行动把法国部分富豪吓坏了，他们开始向瑞士逃窜并转移资产。
5月18日，法国公交系统、铁路、国营工厂、邮电、电视台相继罢工，整个巴黎彻底瘫痪。
21日，科恩-邦迪被驱逐出境。对科恩-邦迪的驱逐立刻引发次日更大规模抗议。法国国民议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辩论，部分议员认为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处理事务，要求议会代行政府职能，结果差11票未获通过。戴高乐政权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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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为政治危机
24日，始终保持沉默的戴高乐发表讲话，表示要进行大学、经济与社会的改革，并要改革措施付诸全民公决。示威者的回答是“再见，戴高乐！”24日的示威也是最具暴力的一次，巴黎和里昂各有一人死亡。左派说示威者焚烧了股票交易大楼，实际是一次局部火灾。
戴高乐对局势深感力不从心，产生了辞职念头。

戴高乐，1968年2月
25日，蓬皮杜与年轻的国务秘书雅克·希拉克一同出席在格勒内尔街的劳动部与工会谈判，提出恢复40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标准从2.2法郎提高到3法郎等，并试图与工会签订协议。谈判从25日一直谈到27日晨7点15分。法共控制的工会打算接受协议，但工人们却坚决反对。
自27日，法国陷入严重政治危机，左派开始大联合，以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弗朗索瓦·密特朗为首的职业政治家走上了前台，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者”、戴高乐的反对者。有意思的是，密特朗和希拉克后来都当选过法国总统。
密特朗于28日发布声明表示，法国已不再像一个国家了。他呼吁成立临时政府筹备新的总统选举，他将出任这个临时政府的领导——只是这个声明听起来不像是建议而更像直接夺权。密特朗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所有左翼政党都要求戴高乐立刻辞职。
29日中午11时45分，戴高乐将军离开了爱丽舍宫与夫人登上直升飞机，不知所踪。直到次日凌晨2时，没有人知道总统在哪里。谣言随之而来，有人说总统自杀了，还有说总理要求总统辞职——蓬皮杜可是戴高乐一手栽培出来的。
在总统“失踪”当天，也是风暴最高峰的一天，一千万（一说九百万）法国工人罢工。这一天科恩-邦迪也潜回法国，据说是藏在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汽车行李箱偷越国境的。当他出现在群众集会上，爆发出热烈欢呼。这一天也是法国政府例会的日子，不过，官员们已经找不到总统了。还有人建议孟戴斯-弗朗斯组成新政府，他也答应了，但要求人们支持他的统一社会党。
曾经身经百战的戴高乐总统既没有失踪更没有自杀。他去了法国境外不远处，属于德国的巴登巴登。这是法国驻德国司令部所在地，司令官是马絮将军。此时戴高乐很脆弱，对法国局势深感绝望和无能为力。不过，戴高乐终究是可以排进“伟人”行列的人物，在马絮将军的劝慰和支持下，他迅速镇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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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逆转
30日中午，戴高乐回到巴黎并接见了总理蓬皮杜。下午16时30分，戴高乐在电台发表全国讲话：“我已作出了决定。在当前情况下，我不打算隐退。我受人民的委托，我将继续执行使命。我也不变更总理……”。语气粗暴且具有威胁性。他在讲话中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全国大选，呼吁全国发扬公民精神，支持民选政府，他指责“红色威胁”利用国民绝望情绪而夺取权力——将是极权的“共产主义强权”。表示，“如果这种事态继续下去，那么我不得不……采取全国直接选举之外的其它手段。”
戴高乐的讲话只有五分钟，但效果奇好。两小时后，支持总统的群众涌上街头，参加游行的群众多达百万，维持秩序的警察就有30万。
当然，风暴不会在一夜间消失，它一直持续到6月16日，并于10日发生一起死亡事件，一人为逃避警察追捕跳进河里溺水身亡。根据中国学者的资料，语焉不详地说“某地汽车公司工人拒绝复工，发生了激烈斗争，有8个警察被杀死了，政府没有公布”。在风暴的最后一天，示威组织解散，巴黎被戏剧性地装点成标语、口号、传单、红旗的海洋，颇有节日气氛，十分喜庆，以欢呼风暴的“精神胜利”。
其实，风暴在总统讲话后就已经结束。16日的狂欢不能不使人对风暴的性质产生疑问：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到底是为了什么？一千万工人的罢工，1500万个工作日的损失就是为了最后的狂欢？
从6月10日开始的全国大选30日揭晓，戴高乐获46%的支持，戴高乐派在国会获得72%的席位，其中一百多个席位是从左派手中夺得的。而采取怀柔政策的蓬皮杜总理和教育部长阿兰·佩列菲特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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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由的理由
五月风暴结束了，是在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情况下结束的。事后，各路学者们不断进行各种分析，但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无法理出头绪。风暴是出现在法国经济持续增长时期，法国人对当时社会环境也无一致性的重大不满。于是学者们纷纷强调其文化意蕴，也未见得提供“五月风暴”如何必要的理由。
风暴固然涉及许多层面，但都不具有决定意义，几乎应验了萨特的那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从索邦大学门口的一张大字报即可看出：“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暴毙。将再也没有社会异化。我们正在发明一个原则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激情澎湃，空洞无物。缺乏本质属性的事物，看起来十分荒谬。如果能够从中归纳出一条可能近似的“本质”：这是法国左翼思潮长期发酵的结果，对法国和世界的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在一个普通的社会冲突中酿成巨大风暴。

萨特对学生讲话
法国社会结构矛盾在于，一个右翼威权主义者统治着极为发达的左翼知识界。路易斯·阿拉贡、让-保尔·萨特、路易斯·阿尔都塞、以及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保罗·策兰等，这些六十年代声誉十分显赫的文人集团，是清一色左翼知识分子，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具体立场庞杂，但他们社会影响巨大，与五月风暴都有不同程度关联。此时的法国几乎就是德国魏玛时期的镜像：右翼社会、左派当家。
现代法国是以“民主”起家的共和国，民众的民主参与度反而不足：“既没有真正的领导，也没有真正的参与”。戴高乐鄙夷地说法国人有着“与生俱来的胡搞瞎搞的激情”，这位持右翼威权主义立场的总统很容易被责骂为希特勒、墨索里尼式的法西斯领袖；而左翼则会被认为是极端的、激进的斯大林主义者。戴高乐肯定不是希特勒，而真正的极端左派为数也不算众多。法国政府和知识界在误解中相互敌视，在敌视中加深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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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哲学家
有两位哲学家值得一说。
五十年代，萨特的左翼倾向和声望都达到顶峰，被视为共产党的同路人、甚至是苏共代言人。赫鲁晓夫上台，秘密报告的流传，斯大林的残酷引起人们对苏联的疑虑，也影响到萨特的感召力，六十年代他的影响有所下降。于是，他染上在各种宣言上签名的爱好。研究者统计了从1958年到1969年发表在《世界报》上的488份宣言，萨特有91个签名，名列第一，是排名第20位的31个签名的三倍。萨特的情人西蒙娜·德·波伏娃有72个签名，排名第三。另一位签名积极分子玛格丽特·杜拉斯，排名第15位，有37个签名。在风暴中，萨特当仁不让地参与了多个签名，除了8日，9日他也联署宣言：“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5月10号出版的《世界报》第九页再次出现他的联署签名——只是不确定与9日的签名是否是同一个。5月15日他还跑到索邦大学明确表示对学生们的支持。5月20日索邦大学的海报上也有他的签名。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可见狂热到已经失去理智和判断力。萨特对风暴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另一位是路易斯·阿尔都塞，他1948年加入法共，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阿尔都塞没有参与五月风暴，对学生们的参与也持保留态度。但他对毛泽东主义在法国的传播关系密切，自1953年开始引用毛泽东思想，尤其对毛泽东“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认同感很高，强调“理论的实践”。为当时盛行以斯大林主义为正统的法国左翼寻找了一条新的认识途径。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坐落于乌尔姆街，阿尔都塞的学生们又被称为“乌尔姆社团”。1964年1月“社团决定接受北京的指示”。1965年2月1日出版理论文集《马列主义请愿书》。其它左翼社团认为他们“梦想掌控共产党内部，使其重新布尔什维克化，把它变成一个革命编队”。法国理论界出现了一个“阿尔都塞主义”。
1965年11月阿尔都塞出版文集《保卫马克思》，他的理论被认为，是将毛泽东主义“象征了法国马列主义刀刃，代表了回归（和迈向）阶级斗争的欲望。”
1966年5月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12月《马列主义请愿书》出版第14版，献给“伟大的文化大革命”，阿尔都塞还特别撰写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12月16日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他们认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色基地是支点。”在越战问题上，该组织对美国的尖锐批判获得不少反战组织认同。1967年7月1日，该联盟发行第一期报纸，名称即取自毛泽东的名篇《为人民服务》，并在全国大会上阐述毛泽东思想，同时履行毛泽东思想“深入到法国各省份和工厂向群众学习”。由于联盟过度关注越南战争和内讧，错过了五月风暴的机会。因此，法国街头众多的毛泽东画像、漫卷的红旗，更多具有的是象征意义，在风暴中的直接作用不大。事件中，与毛泽东一样，人格形象象征化的还有卡斯特罗、胡志明、切·格瓦拉以及鲁迅等。

阿尔都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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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国
“五月风暴”大力弘扬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群众也立刻走上街头举行盛大游行支持法国学生和工人。1973年——尽管文革处于低潮期，中国学术界对五月风暴进行了比较客观和学术化介绍，颇为意外。我手头即有一份《目前法国的阶级斗争特别是1968年5月风暴》，是一位法国问题专家在某大学所作学术报告的记录手稿。报告分两次，也是两个部分，分别是1973年7月18日和7月25日。第一部分对五月风暴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二部分介绍了风暴后至1973年上半年以前法国“阶级斗争”情况。报告有明显时代色彩，也出现了“法修”、“苏修”等字眼，但完全没有常见的文革口号——报告没有认为五月风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没有将风暴中的学生、工人装扮成革命造反派形象。对法国政府采取的行为、措施进行了比较客观描述。报告的意识形态显著，但能在极左时期保持一定的客观和理性，也是难能可贵了。
最后，我们回头到chienlit这个词——乌七八糟。该词的词源意义是“把屎拉在自己床上的人”。固然阴损，但也确切。

撰文：施京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