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坐标——1931年的柏林。一战后的短暂繁荣在大萧条面前灰飞烟灭，令本就捉襟见肘的战败国德国雪上加霜。宣扬仇恨的纳粹党成为国会的第二大党，希特勒坐稳党魁，准备竞选总理，“之后就都是历史了”。主角法比安就在这个长夜将至的混乱黄昏登场了，一上来就是醉生梦死的寻欢派对，然后第二天上班迟到生活得过且过。爱人科妮莉亚的出现让他重拾热情，好友拉布德的作伴让他保有良心。直到“热情”变成了别人的激情，“良心”自己堕落消亡，法比安的世界再次走向灰暗。在父母家乡的短暂治愈后，他32岁的人生以一场意外划上句点。

本片改编自以儿童文学闻名的德国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的半自传小说。影片副标题是“Going to the Dogs”，即俗语“走向毁灭”的意思。它其实是作者原本想用的书名，但当年被出版商改成了更加中性的“The Story of a Moralist”（一个道德家的故事）。法比安算是道德家吗？我想是吧。他对女友忠诚，对朋友真心，对母亲孝顺（与母亲互塞二十块钱的情节令人泪目），对金钱看淡，最后的死也是为了救人。但道德家即使能独善其身，也不能救国存亡。他只想做个政治上的观察者，因为他认为理性和权利不可兼顾；相比之下，研究莱辛的拉布德却想要改变些什么，“至少要敢于尝试，没有抱负才是最糟糕的”。当然，他们最终谁也没能撼动那列滑向深渊的列车，事实上他们甚至救不了自己。

可能有人会说，法比安等人的故事在任何年代都可能发生，什么一战阴影二战阴云都是牵强附会硬加史诗感。但如果我们反过来理解，将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作为本片的真正主角，我们似乎便能明白为什么以理性思维著称的德国最终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疯狂。按理说影片完全可以结束于法比安离家赴约的背影，所以“好人”法比安的死应该有更多的象征意义：即当时的德国已经容不下道德（法比安）和理性（拉布德），只留下平庸（科妮莉亚）和附和者（教授）。当普通人疲于奔命随波逐流，当有志者幻灭犬儒沉沦妥协，别有用心者便有了可乘之机，而独裁和仇恨一旦建立便难以根除。类似的故事在今天仍在上演，这或许也是导演拍摄本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