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10-28

大明王朝1566:“屁股”与生民——《大明王朝1566》观剧随笔之一

（按语：近日闲暇之时，开始重看十年前问世的经典历史正剧《大明王朝1566》，些许感悟，将不定期在公号发布，此为第一篇。）

公元1566年，是大明嘉靖四十五年，距离黄仁宇笔下的“万历十五年”，也仅仅只有二十一年之遥。大明在万历初年的种种人与事，此时都已经在历史舞台上初露。虽然正如某位学妹所言：张黎导演的这部电视剧并非是真正的历史，而是对于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拼接与组合，然而这样的艺术化处理，却能够使得历史演进的逻辑线索更加清晰，因此本文的论述，都是根据剧中演绎的“艺术化的真实”展开，史料考证人士大可不必苛责。

正如美国学者司徒琳先生在《南明史》一书中所言：导致明朝矛盾突出，乃至最终亡国的原因，跟明朝的集权专制体制有着很大的关系，无论是“文武官员之间的内耗”，而是所谓“大臣围绕如何作为皇帝辅弼展开的争论”，归根结底，都源自皇帝权力的极度强化。然而尽管明朝取消了宰相制，皇帝一人仍然不足以应付所有统治事务，当皇帝需要辅弼之时，原本集中于皇帝身上的一元化权力，都必然会重新出现多元化的态势。在这部电视剧，以吕公公为中心的宦官集团，以严嵩、严世蕃父子为首的所谓“严党”，和以皇储裕王为中心的“太子党”，就成为皇帝之外的权力三元。从表面上来说，自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实际政治层面，大明官僚体制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必然要面临山头的选择问题，因为任何上传下达的信息，都只有通过上述三种权力中心的过渡，才能在帝王和普通臣子之间构成连接。而这种选择，往往构成了非此即彼的关系，严世蕃跟胡宗宪所说的“你头上只有一片云，那就是我们严家”，正是此意。

无论是名义上作为一元权力中心的嘉靖皇帝，还是实际上构成亚权力中心的三方核心人物，都需要借助于儒家意识形态，来构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这样的合法性来源，自然是广大生民，是天下苍生。然而在这些实权人物政治话语当中的“天下苍生”，是具体指向每一位老百姓的幸福美满生活，还是指向自己权力争夺的一种符号和工具呢？我们透过以下剧情，便可见一斑。

因朝廷财政严重亏空（明代时并没有清晰的公共财政概念，所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些亏空，有多少源自为天下生民公共服务的支出，又多少源自以皇帝为代表的权力集团的开销，实际上很难完全区分清楚），经严党一方提议，在浙江推行所谓“改稻为桑”的国策。为了能够把稻田改桑田的推行和支出成本最小化，严党居然令人发指地炸开新安江堤坝，人为制造出洪灾。在论及浙江受灾区域百姓利益之时，严党的幕僚们只是以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来轻松应对。严党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行此逆举，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推行改稻为桑之后，朝廷收入大增，皇帝修道求仙和日常奢侈生活的用度能够继续得以保证，有了皇帝首肯的政治正确，些许小民安危，只是次要之事；第二，作为皇帝与广大官僚机构之间的必备中间桥梁，朝廷从改稻为桑当中获取的巨大收益，有相当一部分，要落入严党众人之手，这样收益巨大的“寻租”之举，自然能够超越区域性稳定与民众生计的局部问题，成为他们铤而走险的动力。如此行为，看似大逆不道，但既符合政治正确，又能有大量的外快收入，对浙江造成的烂摊子，自然有严党已经不太放心的浙江一把手胡宗宪顶着，何乐而不为呢？

而对于裕王一方来说，一方面，他作为皇储，未来天子的地位，使得他天然能够成为一方权力中心，但这种权力中心的构成前提是，不能危害到现任天子，也就是嘉靖皇帝的权威和利益。“改稻为桑”的国策本身，就会造成对原本以水稻为生的浙江农民的巨大伤害，但因为这一国策为嘉靖首肯，同时又能给嘉靖带来丰厚利益，那么裕王手下的各位臣子，自然也是心领神会，无人反对这一国策。在这个时候，所谓广大生民所代表的“天下”，完全被搁置在一边，“天下”之是非，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

既然不能反对这一国策，是不是可以在具体措施上，尽可能考虑生民之福祉，为作为未来天子的裕王赢得民心呢？我们来看看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的具体做法。他们首先推荐谭纶到胡宗宪身边担任参军。谭纶去浙江的目的，表面上是历练经验，实际上则是以自己跟胡宗宪的私人交情，试图把胡宗宪拉到裕王一方，即使不能让胡反水，至少也要造成严党对胡的不信任。

裕王集团的计划成功成为现实。一方面，是严党集团怀疑胡宗宪对自己的忠诚；另一方面，则是裕王集团仍然把胡宗宪看作他者，百般刁难与提防。在胡宗宪进京向裕王集团执掌的户部借粮的时候，得到的回应是无粮可借。裕王集团的策略是：要么让胡宗宪彻底反水，成为自己的人；要么就让胡宗宪彻底从政坛消失，让严党折损一员大将。此时，他们似乎已经忘了：这些粮食，是用来拯救浙江灾民于水火之中的，浙江的百姓，不是胡宗宪的子民，而是大明朝的子民。在“倒严”成为裕王中心的首要任务的情况之下，浙江的稳定，以及浙江生民的安危，同样是被作为一种权力斗争的工具与砝码。张居正的一句“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可谓道破天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严党的新一代核心人物严世蕃，因为已经开始怀疑胡宗宪对本方的忠诚，也希望胡退出政坛。就这样，一位尽管身处严嵩集团之中，但尚存辖下子民安危的浙直总督胡宗宪，就成为了严党和裕王两方都不信任，甚至大为提防的人。

为百姓福祉而奔忙，却落得个两面不讨好的境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悖谬的结局？就在于各个权力中心的所谓“屁股”意识。

“天下为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道理谁都会讲，但实际上遵循的生存逻辑呢？却很可能是吃谁的饭，替谁说话。胡宗宪不以提拔自己、给自己巨大权力的严嵩之是为是，不以嘉靖皇帝钦定之国策为是，而偏偏要去顾及往往只是出现在大明朝公文中的“天下”与“苍生”，那么他落得这样的境地，又有什么奇怪呢？

2017.10.25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即将刊发于《江海晚报》的“文化视点”专栏，欢迎交流。）